受访者:
何钦:监制,电影译制专家,国际电影节选片人、评委,北京真之影文化传媒总经理,中国译协影视译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外文局高层次翻译专家,高校影视学会会员。曾在《中国翻译》《中国报道》等期刊和媒体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电影对外译制及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文章。
邢潇:制片人,导演,监制,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大学生影视评论专委会主任、中国夏衍电影学会青少年电影专委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员等。
把纯粹和童心留给儿童电影
日前,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对《熊孩子啾啾》监制何钦与《向莲花镇出发》监制邢潇进行了专访。今年10月,两部影片在第31届德国施林格尔国际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上,分别入围少年影片竞赛单元和儿童影片竞赛单元——这也是该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次同时出现两部国产儿童影片,《熊孩子啾啾》获得评委会特别提名奖。

邢潇导演与何钦先生与评委们合影留念
德国施林格尔国际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创立于1996年,是欧洲当下最为重要的国际儿童电影节之一。电影节创建了世界儿童电影节俱乐部,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是36位成员之一。学会曾推荐《我和我的伙伴》《少年桑吉》《出手吧!女生》《小马鞭》《屋顶足球》等影片入围电影节。此外,《变脸》《上学路上》《夜莺》《天籁梦想》《树上有个好地方》《地瓜味的冰淇淋》《河边有个好地方》等中国儿童影片也曾入围电影节。

Part 02 海外交流
在施林格尔,最有收获的一件事
Q: 两部影片参加第31届德国施林格尔国际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对团队来说,最有收获的一件事是什么?
邢潇:一是让我又一次亲身感受欧洲的电影市场。它的商业市场肯定不如咱们中国国内,但他们的政府支持真的很大。我们去施林格尔电影节,我们在开姆尼茨的那些天,包括市长在内的多位市政府领导几乎全程都在为电影节忙碌,整座城市都在全力支持该电影节,而且他们其中有一个奖好像是市长奖。他们真的是全民热爱电影,用上层建筑给打好了基础,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收获,是年龄的细分。国外分阶段、分年龄、分批量地去做针对性的电影创作、评奖和发行,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因为我们的人口比他们多多了,我们的孩子多、成年人多、老人也多,我们有足够的区间和体量,把这些东西做细分。

美国电影分级制度(MPAA级别)
最触动我的,是那些孩子真的爱看电影。这一方面是孩子本身的意愿,另一方面是被培养的——被城市上层的领导、被他们的家长和老师正确引导,让他们从小就开始爱电影。他们爱电影不只是爱看,这个电影节里边有一些环节是孩子们参与到拍电影当中:有的当导演,有的当摄影师,有的当录音师,有的当演员,他们从小就在接触这些东西,这对他们小时候的成长、兴趣的建立特别重要。而我们国内现在很多做电影的人,是到了大学才选择去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才把自己的择业转向做电影,但那时候去补电影知识和所谓的电影感知及艺术感知,已经晚了。从小去培养可能更好,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感触挺深的。好希望咱们有更多的中国小孩子喜欢上电影。
何钦:参加施林格尔电影节,让我印象很深的是电影节的专业性。该电影节近年来飞速发展,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它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我后来跟电影节的高级选片人沃尔特博士聊,我说你们每年能挣钱吗?他说电影节肯定是赔钱的。我说你们赔钱为什么还每年弄这么大的动静?他说,观众需要,电影人需要,城市需要这样的电影节。政府专门给我们设立了基金,这钱是他们出的。即使办电影节赔钱了,青少年观众看了电影,从电影中获益,电影人参赛、交流,有了收获,城市通过电影节得到了宣传,其文化品牌得到提升,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2025年开姆尼茨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电影节功不可没。

位于开姆尼茨的卡尔・马克思纪念碑
电影节期间,真正去看电影的主力是当地的学生。我特意问过这些孩子:你们的电影票是谁给买的?(他们回答)不用买票,免费看。因为政府给基金来支持电影节,电影节就有义务去让孩子们免费去看电影。包括刚才邢导说的,他们在现场学习拍电影、学习演电影——他们的观影习惯,真的是从娃娃抓起的。我前面举过那个例子:小孩去看电影,去收藏那些小卡片,看了电影以后有自己的感触。
我们国内虽然各省市教育部门对孩子观影是有补助的,比如说海淀区,一个孩子每学期有100块钱,是地方财政拿出来的,但很多时候走个形式就完了。从青少年观影习惯的培养来说,我们和他们还差得很多。其实电影教育对孩子的情商教育是非常大的。我近年来一直在高校里边做各种讲座,其中有一个例子:重庆移通学院的创办者特别喜欢电影,学校每年把那些现象级的作品剧组请去做路演,还在长廊上打出每一部作品的海报;学校每年自己掏钱,派一位老师带两个学生去参加奥斯卡,每年的费用是15万美金,是学校出的。你能看到他们对电影的那种热爱。
我还想起当年给蒙特利尔电影节选片时的一段经历。2013年9月1日,我的影片《飘落的羽毛》在蒙特利尔举行世界首映,排片时间是当地时间中午12点40分。我看了排片表,当时脸都绿了——这个时间,中国人谁去看片子?结果12点25分我到放映厅门口时,发现大家已经排起了长队。放映结束后的交流环节,我很好奇地问观众:在中国,这个场次一定是空场没人来看的,大家都在睡午觉,你们为什么愿意这个时间来看电影?观众跟我说:我花6加元看一部影片,相当于到中国云南去旅游一趟,这何乐而不为?他们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经过40多年的努力,培养了一大批热爱电影的观众。施林格电影节从娃娃抓起,我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在各种电影故事里得到启发。
我也有一个呼吁:我们每年通过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向两部委报送优秀儿童影片,是不是也呼吁教育部能让更多孩子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孩子们天天玩着手机,几乎不看电影。在施林格尔电影节举行观影活动的时候,那些5岁到14岁的孩子们,很安静地坐在那儿看电影,把手机都收起来了。这个习惯我们的大部分孩子现在还没养成,是需要向他们学习的。
另外,电影节非常专业。我很仔细地去搜集了一些素材:他们整个电影节期间的放映排期表,会标注你的影片的放映时间、放映的影厅、时长、适合观看的年龄段,包括是哪种放映方式——德文原版原声,还是像我们这两部影片的“德语现场配音版”。组委会把我们的台词拿过去,翻译成德语,请当地的木偶剧演员现场配音——他们对节奏的把握、情绪的掌控做得非常好。整个电影节期间放映了194部长片,我统计了一下,他们共请了18位配音演员在现场配音。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国内的儿童电影节,也可以考虑借鉴他们成熟的模式——奖项的设计、设置,按不同的年龄段来分,而不是所有的作品放在一起“一锅烩”给一个奖。给低幼龄孩子看的作品和给年龄稍大孩子看的作品,评奖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借鉴。

现场德语配音师
除了创作,我长期做国际电影节的研究,知道该怎么报国际电影节。近年以来,我帮很多的国内影片做国际电影节的规划。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要多点布局、全球开花,不要仅仅盯着华人圈的电影节,或者仅仅盯着美国的电影节。全球一万六千多个电影节,60%在美国。从文化传播和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角度,除了美国的电影节,其它国家的电影节也值得关注,而不是聚焦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圈层里边。
在施林格尔电影节上,我们的两部作品放映完以后,很多小观众看完以后直接在现场喊: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 film, I love you, I want to go to China to taste delicious Chinese Noodle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电影,我爱你们,我想到中国去品尝美味的中国面条)。孩子看完片子以后对影片的那种赞叹是发自内心的。成年人可能受很多偏见影响,对片子的评判未必是公正的;但孩子们的赞叹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正所谓“童言无忌”。一部中国的优秀影片,让这些孩子们看到以后,他对中国的印象一定是美好的,而不是带有偏见的。参加完此次电影节,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电影走出去,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地关注世界各地的儿童电影节,施林格尔国际电影节俱乐部里边有37个电影节,通过这些儿童电影节,让更多的中国故事被国外青少年观众看见。
还有一个收获:施林格尔儿童和青少年电影节俱乐部的其它36个电影节,要么电影节主席,要么选片人基本上都去了施林格尔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电影节。我们只参加了一个电影节,但其他儿童和青少年电影节的选片人、电影节的主席都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影片——因为我们的影片的相关信息都刊登在电影节手册上。开幕式那天,我正好碰见美国普罗维登斯儿童电影节主席Eric Bilodeau先生,他说:“我看了你的片子,很好,欢迎你来报我们的电影节。”我觉得中国儿童电影走出去,施林格尔电影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孩子们的问题,与提问里的“坑”
Q:在德国的放映及映后交流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孩子的问题、反应,或者观众其他形式的反馈,让两位印象特别深刻?
邢潇:有的。《向莲花镇出发》除了电影节按例安排的影片首映、对外放映两场之外,还给我们加放了一场——这是个好事儿,多了一次跟观众见面的机会。我基本上都参与了映后,我发现孩子们很踊跃,排着队去问你问题,但他们问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是我想象不到的。
比如说有一个问题:你电影表现的是中国的孩子们想要走出大山、到城市里去,中国到现在为止,是不是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这样?他们问的问题,有时候就表现出对我们中国国情和文化的一种缺失感。那一刻我就会觉得,我们多一些影片——不管是《向莲花镇出发》也好、《熊孩子啾啾》也好,不管是儿童影片也好、其他类型影片也好——得多走出来,真的要交流。他们觉得好像我们中国有太多孩子在山里边想要出去,我们的生活太困苦了,很多孩子都是被父母抛弃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国情,好多人还不理解,我们的文化输出太少了,这个还挺触动我的。
还有一个不到10岁的小观众问我:你的成本是多少?当我把我的成本告诉他的时候,他说:Oh my god,你投资太多了——拍这样一个儿童电影,不需要投资这么多钱。
还有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他们恢复到一种原始的看片状态。我记得我们电影厂过去审片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给领导、专家看默片,现场会有一个场记拿着小手电站在最后,大声地配着每一个出场演员的台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要去配。这次电影节把我们音轨里边的人声轨道音量专门拉低,请专业的木偶剧演员来配所有出镜演员的台词,配的是德语。为什么是木偶剧演员?这些演员声情并茂,会更好一点。为什么这样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宁愿损失一些影片的放映质量,也要让在场的观众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最直接地体会到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它是什么样的故事。好像很多电影节已经没有这样的操作方式了,他们还在坚持这样的放映方式和观看方式,让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何钦: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施林格尔电影节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给观众看?在德国,小学生从三年级会把英语作为必修课,不过以游戏、歌曲、日常对话为主,重点培养听力与口语兴趣,不系统讲解复杂语法。中学生英语课程读写、语法要求逐步加深,但不同类型学校的培养目标差异明显,所以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英文阅读能力并不是很好,这次参赛的两部中国影片都是中文配音,英文字幕,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影片内容,电影节采取了现场德语配音的方式。这种放映方式在当代的中国的电影节上几乎没有。从电影节回来给中国译协影视译制专业委员会会员分享在施林格尔国际电影节的经历提到这种方式时,大家很好奇。于是最近在浙大、浙传、山西大学的系列讲座中,我专门给学生详细介绍这种放映方式。这种放映方式类似解放前在上海电影院外片的放映方式,国内研究电影翻译史的称这种方式为“译意风”(earphone的音译)。 美籍华裔表演艺术家、奥斯卡金像奖首位华人终身评委卢燕老师曾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担任”译意风”译员,曾经风靡一时。
还有一个细节。电影节的主席米歇尔·哈伯尔先生跟我说,你们《向莲花镇出发》这个片名的英文可以写成“小机械师”。我们的影片《熊孩子啾啾》德文片名他们翻译为Jiujiu- Frech und vertraeumt,而不是从我们的英文片名直接翻译过去。电影节对每一部参赛的作品都做了认真的研究,为每一部影片专门做了德文小卡片,电影节手册以及观影手册对每一部影片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在报名时提供的故事梗概,他们仅作参考,会按照他们认为观众或者评委能够习惯的语言,重新去准备卡片上的故事梗概,包括片名的翻译。我问主席Schlingel是什么意思,正好他们办公室门口有一个小坏蛋的卡通形象——Schlingel,他告诉我Schlingel是“坏小子”的意思,英文翻译成rascal,但又不完全对。我们的影片《熊孩子啾啾》的英文片名为A NAUGHTY YET DREAMY BOY。我们影片英文片名里的“naughty”(顽皮的)更接近Schlingel的意思。《熊孩子啾啾》的德文片名Jiujiu- Frech und vertraeumt(调皮而有梦想的啾啾),前面是“啾啾”的拼音拼写,后面加了一个注解——“淘气而有梦想的”。 在电影节期间,跟评委、同行和观众交流时,当他们问起我们片子的名字时,我直接就说“Jiujiu”,他们一下子就记住了片名。从传播的角度来说,电影节翻译的德文片名朗朗上口,比我翻的英文片名可能会更好。从这些细节看,他们做得的确很专业。


电影节为影片印制的德文电影卡片
另外,我经常参加国际电影节,我觉得我们电影工作者走出去,参加这些国际电影节、特别是映后见面会的时候,要有这种意识:有时候有些问题可能是个“坑”,要特别小心,不要掉进坑里。比如刚才邢导提到的那个问题——我想起来了,那是影片的第二场观影活动一位家长的提问:你们影片里讲的现象,是不是很普遍?第二场我陪邢导去参加映后见面会,我做的现场翻译。当那位家长问这个问题时,我就提醒邢导:这是个坑,我们回答要小心。邢导说:是有这种现象。我在为邢导翻译的时候做了处理:虽然有这种现象,但不是普遍现象,大部分孩子都可以和父母在一起幸福快乐地成长,影片内容反映的虽然是个别现象,但这个个别现象也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因此我们拍了这样一部作品。
当时邢导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部片子是他献给他孩子的作品。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影工作者经常不着家,对孩子的关爱是缺失的,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作品,给孩子们去弥补我们的缺失。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好。
我跟邢导在国内仅有一面之缘,但这次到施林格尔电影节,我觉得我们俩的配合很好。我们两个都是陕西人,也都是此次两部中国影片的监制,都是带着参赛的作品去跟电影节打交道。《向莲花镇出发》的德国首映式,邢导还没到,我主动联系组委会,替邢导去做了映后见面会的。第二场放映和第三场放映,映后见面会,我帮他做了现场翻译。《熊孩子啾啾》的第二场放映,邢导到现场帮忙照相,在映后互动环节,我给大家介绍了邢导,邀请大家参加《向莲花镇出发》的第三场放映。我给邢导说: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仅仅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作品,而是代表着中国电影人、代表着中国,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心,我们的一言一行要特别小心。
邢潇:据我所知,这是31届以来,第一次在主竞赛单元有两部国产影片同时入围。之前要不就是一部入围或者得奖,要不就是进展映单元。这次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幸运的。我们俩更多的不是竞赛关系,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互帮互助,同为中国儿童电影的代表,去做一些让我们骄傲的事。
何钦:闭幕式颁奖礼的现场,我跟邢导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给对方发了微信——“你要获奖,我替你高兴,我不嫉妒。”邢导也几乎同时给我发:“哥,你的片子获奖,我为你高兴。”我们既然出去了,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片子,我们代表中国电影,要给中国电影争气,那才是开心的事情。

闭幕式颁奖仪式现场
文化共鸣与文化差异
Q:影片在海外放映时,观众对哪些人物、情节或情感比较容易产生共鸣?有没有一些中国观众觉得很自然、但需要向海外观众解释的内容?
邢潇:我就说一个点。我在片子里设计了一个“村霸”——小孩子影片里的反面人物,也是我出演的。里面有一个情节:他们来偷我的车轮胎,我听到动静出来了,当时我在刷牙,冲着身后吐了一口漱口水,然后继续做接下来的表演。在国内看来,所有的观众包括成年人,没有人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就觉得是人物该有的样子;但是国外观众会觉得,你这个东西特别不雅。可能这就是文化差异带给电影本身需要注意的东西。那天何总还说,你如果要在国外放映的话,你要处理一下。那一刻我意识到,它不是内容的审查、或者过不过审的事,而是一些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你要传递什么东西,给非国内观众看。这一点让我感受挺深的。
何钦:《熊孩子啾啾》观影的时候,有孩子提出来:你们这个面馆的面,竟然是这么一种做法?刀削面是很传统的,把面团放在一个木板上,架在脖子上、肩膀上,然后削出来。他对面的工艺处理很奇怪——欧洲人除了吃意大利面以外,几乎不吃面条,而意大利面基本上是工厂生产出来的,他们对面条的生产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
另外,主持人刚才问到中国影片在海外的理解和国内的偏差,我补一个话题。今年7月份的西班牙亚洲夏季电影节上,我带了两部不同类型的作品:一部是儿童片《熊孩子啾啾》,另外一部是我监制的武侠动作片《醉刀客》。《醉刀客》去年在国内公映前,我们在很多城市、包括电影学院做过观影活动,我在现场看片子的时候,很在意观众的反应。在西班牙的观影活动上,观众的笑点前后一共有18次,跟国内的几乎是一样的。我经常讲,中国动作影片是全世界观众最为认可、最能充分理解的一种中国电影类型——这一点从《醉刀客》在西班牙国际首映式上西班牙观众的反应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醉刀客》海报
邢潇:我再加一点。其实我们的大好河山(也很值得拍)—— 我们不一定总要在城市里。国外观众很愿意看到我们中国好的景色。有观众提问:“你们这千亩梯田、深山里的这些场景好美,这是假的吗?”我们说,当然是真的。从这些角度看来,把我们中国大好河山的视觉,融入进儿童影片里边,对国外的观众是很受用的。

《向莲花镇出发》剧照
中国儿童电影走出去,最缺哪一环?
Q:据我们了解,除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新生代单元之外,您们的两部影片是中国儿童电影今年最佳的海外表现——入围了儿童电影当中相当于A类级别的电影节。在你们看来,中国儿童电影在海外推广当中最缺的是哪一环?希望行业、特别是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能够提供哪些支持?
邢潇:我其实很期待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在海外这部分的工作,更多细致的工作再加强一些。比如说,施林格尔电影节现在是国际儿童电影节里的A类,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指南,给那些想要参加儿童电影节、但是无门去投的人?像何总还好,我也还好,我们有点门道去报名了,但肯定有比我们好的片子,他们为什么没报?可能错失了机会,因为没有这么多消息。在这个方面,学会能不能给一些类似于报名指南的东西,定期发布一些?全世界大家都知道A类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戛纳、柏林等等,很多电影人都知道;但儿童电影节这边,世界级的A类,比如德国的施林格尔、意大利的杰福尼、捷克的兹林等等,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有一些了解。
拍儿童电影的人,很多时候是新人,或者是刚开始拍电影的。他们拍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很多时候根本没办法了解到底该报哪个电影节、不报什么电影节。我一直没提我们在印度的一个儿童电影节获过“十佳影片”,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个电影节它的含金量很小,所以我们很少去提及它——其实那也是我信息不够对称。
首先,学会本身就是世界青少年儿童电影节俱乐部成员国之一。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消息,更多让国内做儿童电影的人熟知,让他们能够适时地得到这些消息?第二,中国儿童电影要走出去,很多时候得抱成团,不是各自为战。抱成团最直接的,学会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组织性的工作,把大家聚集得更为密切一点?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学会是一个不小的团体,在中国儿童电影领域,那是绝对的No.1。我很期待学会办的所有活动越来越好,把我们这些致力于拍更多儿童电影的人更多地聚集起来——我通过这次参加电影节就认识了何总,跟何总有深度的了解,我们想要下一步一起合作,这就是一种微妙的化学反应。希望学会能给我们嫁接更多。
何钦: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电影对外译制,也在《中国翻译》上发表过一篇《新时代中国电影对外译制全流程解析》的文章。我的理解是:电影要走向海外,除了题材的选择,高品质的译制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很多的片方不重视译制工作。很多朋友找我帮忙做片子译制的时候会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翻译,我的工作远远大于翻译——第一,我懂电影;第二,我懂外语;第三我懂国际电影节。我不仅可以帮你翻译字幕,还可以对译制流程把关,对译制品质把关,对译制效果把关,帮你做国际电影节规划。
我参与了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对外译制规范》的修改,在和专家们讨论时,我发现参与起草规范的专家对一线的译制并不十分了解。高校里边关于影视译制的课程,大部分讲成字幕翻译课了。所以我提出了“全面译制”的理念:不仅要把它翻译好,字幕呈现效果也要好。
在对外译制中还有一个文化主权的问题。我们的一些影片,在国内上映时的海报,英文片名非常大,中文片名反而很小,英文放在中文片名之上。在海外发行的影片,海报上干脆省去了中文片名,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不自信,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片名翻译问题也很多:比如有一部影片,片名被翻译成“Crossing”,缺失了很多意思,很难引起国外观众的兴趣,为什么不琢磨一个更有悬念更有吸引力的名字?片头字幕、片尾字幕经常翻译错误——把执行制片(Accosiate Producer)人翻译为Executive Producer(监制),把出品人翻译成Presenter (主持人),把美术指导(Production Designer)翻译成Art Director (艺术总监),包括对白字幕的翻译问题,超长字幕的问题,用中文宋体字书写英文的问题等等,其实都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我们参加国际电影节,要准备专业的物料——故事梗概的提炼、导演的介绍、导演阐述等影片的基本信息。我经常看到很多物料错误百出。这两年,同行知道我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对电影节有所了解,所以经常请我给他们做译制和国际推广。我会要求:做译制和国际推广,你要给我署名“译制监制、国际推广总监”,而且要出现在片头,译制是否专业是不是专业,最终我说了算。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重视译制,做好译制。我近年来帮助二三十多部作品完成了译制。高品质的译制一定是会给影片加分,有时候还会弥补影片自身的不足。如果影片要走出去,一定要重视译制。我们刚才讲,施林格尔电影节为什么能够花力气专门翻译字幕、现场配音?配音都是要成本的,要付费的。电影节为什么能做?它是为了让观众得到最好的观影体验。我们国内不太重视这些,包括宣传物料、宣传片。
国家电影局现对申报国际电影节的管理比以前严格了很多。以前拿到内容审查通过令就可以去申报电影节,现在必须拿到公映许可证才可以申报。参加国际电影节,还必须要给属地电影局申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物料的部分也监管一下呢?每年在各大国际电影市场中国联合展台上亮相的片子物料经常出错。我问及中国展台的负责人后得知,他们也发现了错误,但有些片方,特别是一些大体量的片方不允许对他们的物料进行修改,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按得按照他们的设计来。
提到电影分级,《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北美上映的时候没有分级,所以票房不好——原因是片子没有分级,很多电影院不敢排片。没有分级,万一有观众看了片子投诉你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哪吒之魔童闹海》在西班牙上映时,宣传片和成片标示的分级不一样,给观众带来了困惑,也影响了票房。我们国家没有分级制度,但我们的作品走出国门,去那些有分级制度的国家发行、展映、参赛,我们要认真研究他们的分级制度。分级制度不是洪水猛兽,在海外发行,明确的分级是对发行有利的,我们需要正确看待。我们从施林格尔电影节能看到,他们能做那么细致化的分级,对观众观影、奖项设计、公平竞赛的确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这一点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让我们的作品更专业。
国内好多所谓的电影节推广公司,他们不去认真研究国际电影节,不帮助片方把关译制和宣发物料,帮片方去做电影节的规划,而是虚高地包装一些很不专业的电影节,吸引大家去报名,只为赚你的报名费,这样的作法实在不好。
你刚才提到海外很多的华裔背景的儿童电影节,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的电影要走出去,要全球布局、多点开花,不要老盯着在华人圈里转。我们的中国电影走出去,要更多地面向非华人的海外观众,让他们通过影片了解中国,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重点。今年施林格尔电影节上,有国际评委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你们中国人太关注A类电影节了。其实除了A类电影节,还有很多的电影节值得我们关注,这些电影节对中国电影走出去同样可以起到帮助作用。即使A类电影节,2026年,国际制片人协会对A类电影节的评审标准也进行了极大的调整,不再按原来ABCD那四类划分,而是按影响力;今年总共评出了17个A类电影节,把短片节、动画电影节都拉进来了。奥斯卡的申报和评奖政策从2027年起也将做重大调整。我们申报国际电影节,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变化,调整我们的申报规划。

《小鞋子》海报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有这么好的平台,可以组织起大家。比如刚才邢总提到的建议——像施林格尔电影节,报名开始的时候会给公布截止日期是什么、要准备哪些物料,我们也可以给同行提供这样的建议,这样大家报电影节就有的放矢,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我写过一篇关于电影节参赛需要准备哪些物料的文章,如果有必要,可以把我的文章放到学会的公众号上,让大家看一看,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另外一个,现在国内儿童影片本身的产量很少,国内电影节里边对儿童电影的评奖份额也很少。呼吁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是不是把儿童电影的参赛能够给它细分一下、在数量上能有所增加?有了这样的“春天”,我相信中国儿童电影会做得越来越好。
番外·何钦的呼吁:儿童影片是“弱势群体”
访谈临近结束时,何钦又主动补充了一段关于发行的话。他说,在商业影片充斥市场的当下,儿童影片要上映、要让观众见到面,非常困难:“儿童影片其实是个弱势群体,经常会出现上映‘一日游’的情况。”他建议:“文艺片有专门的院线,是不是也给儿童影片一些保护的措施、扶持的政策?比如儿童电影学会是不是可以去帮这些要上映的儿童影片争取一些政府支持?国家电影局的专项基金是不是也支持一下儿童电影的宣传发行?比如说做拷贝,能不能由电影局免费做,或者多少给大家支持一下?税收的方面,是不是也能够倾斜一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