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林阿绵）：下面请于蓝同志发言！
于蓝：我认为此次会议的内容与我们实际经验、需求及期望高度契合，因此我将主要聆听各位的发言。同时，我要向张局长和妇联的蒋月娥同志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确实是以21世纪的视角与我们进行交流的。张局长的讲话让我意识到，我似乎还停留在20世纪。我原本计划讨论20世纪的成就与不足，但现在看来，这个议题已不再适宜。
1985年朝气蓬勃的儿影青年同志
除了对两位领导提出的期望和希望表示感谢之外，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已步入2006年，踏入了21世纪，但我的思想感情似乎仍停留在20世纪。因此，我确实感到自己有些落后。刚才对我的表扬，我感到有些受之有愧。关于国外优秀电影，我们观看得很少，因此没有足够的资格进行评论。我们缺乏相应的场所和资料，以至于感觉自己被历史边缘化了。因此，我对于张局长提出的关于儿童电影创作和发行的三个新措施非常感兴趣。我想说，张局长能够不借助任何资料，仅凭记忆和情感与我们分享这些内容，这充分说明了我们电影局的领导对儿童电影事业的深切关怀。
在过去的时期，我时常思考儿童电影的现状。曾经的团队已不复存在，相关资源似乎也已消散，而大众似乎更专注于广告的拍摄。这让我感到颇为遗憾。尽管如此，我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念从未动摇。我坚信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因为在20世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00年，若非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不会得到解放，创新不会发生，事业也不会发展。我曾试图介绍几位在儿童电影领域的研究学者，并且客观地给予了肯定。我为何赞同他们的文章？过去我便感受到，儿童电影的制作厂家和创作艺术家们处境孤独、令人同情。他们很少被提及，因为缺乏大规模的宣传。我常常为他们感到不平，他们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爱心，创作了许多在国内外获奖的作品。这些成就并非仅仅为了获奖，而是因为市场未能给予足够的认可。我们的剧作家、导演和其他制作人员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却鲜少获得表扬。因此，我常常为他们感到孤独和不公。当我看到电影艺术领域的多篇文章，以及林阿绵等人的大量著作，例如张之路所著的《儿童电影史论》，这些作品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许多同仁对改革开放期间大家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记录。
然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们确实应当深思熟虑地审视政策的利弊。我们需回顾并评估哪些措施是恰当的，哪些尚有不足之处。以我个人为例，我曾感受到儿童电影领域的投资问题。童刚局长和赵实部长均提到对儿童电影的投资，但当我具体询问时，却发现资金来源似乎并不明确。我曾向朝标询问，了解到这些电影多是利用民间资金制作，至于官方资金是否到位，得到的回答是“可能已经拨付”。在儿童电影的创作与发行方面，似乎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监督。面对这一现状，我们应如何应对？
我始终认为，在创作领域我们不应妄自菲薄。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创作出许多经典作品。基于这些成就，我们应当总结过往经验。当前，尽管电影产量增加，但质量未见提升，这让我思考是否有人利用了政策的漏洞，仅以获取资金为目的，而忽视了责任感。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进行反思，并期待电影局领导能够引导我们纠正这些问题。然而，仅仅关注资金数额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审视这些资金产出的作品质量，探究问题所在，以及为何在众多影片中，真正具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作品寥寥无几。
20世纪经典儿童电影海报
轰动效应分为两种类型。众所周知，《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无疑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背后是高科技和巨额投资的支持。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同等的资源，即便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动画产业的发展，例如北京市儿童剧院的产业化进程，这本身并非不妥，反而值得肯定。然而，仅依靠产业化并不能满足所有需求，因为产业化往往倾向于纯粹的娱乐性。以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为例，尽管它得到了法国的大力支持，但许多优秀的影片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国际市场上，除了《哈利·波特》和《海底世界》，其他影片鲜为人知。那么，谁应当承担起这一责任呢？显然，这不仅仅是剧作家或影视工作者的职责，更需要有识之士从舆论宣传的角度予以关注。我之前也向局长表达了我对您发言的坚定支持。以《哈利·波特》为例，在美国仅有这样一部作品是不够的，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作品。这需要我们国家的力量、科技进步以及不懈的努力。那么，谁将承担这一努力呢？我认为电影学院的努力是不够的。因此，我认为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市场效应值得重视，但市场并非唯一的途径。例如，那些多厅影院的观众人数有限，显然不适合学校使用。所有废弃的影院都应当被利用起来，为孩子们提供服务。同时，必须与教育部门紧密合作，确保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尽管教育部门声称反对应试教育，但实际上，宣传和实践的仍然是应试教育，未能为美育留下足够的空间，这被视为一种不当的负担。那么，这一责任究竟应由谁来承担呢？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高原上的黑眼睛》剧照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海报
作为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我本不应有所抱怨，然而，我感到困惑。我想表达的是，正如我之前发言中提到的，第二条院线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我近日在《中国电影报》上得知，我们华夏院线超额完成了电影局下达的指标，并且取得了1.3亿元的收入。他们不仅在发行国产影片方面表现出色，还在电影局的指导下，实现了1.3亿元的收入和发行了30部国产影片，超额完成了既定任务。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华夏院线还关注到了国产少年影片，例如《黑白记忆》，这是一部针对儿童的禁毒主题影片。尽管这些影片尚有不足之处，但他们把握住了时机。因此，我认为并非无人致力于发行国产影片，而是在克服各种困难的同时，努力提升票房收入。我认为，关于这一工作的宣传力度还不够，这不仅仅是电影局的责任，教育部和文化部也应当认真考虑这些问题。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未来主人公的思想道德和美育教育，而不仅仅是电影，其他艺术形式的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仅需要讨论如何更好地将影片传递给孩子们，还需要提高创作质量。无论是在创作质量上还是在发行方面，我们都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
电影《黑白记忆》海报
我并非意在评论我们的新闻媒体，但认为仅限于宣传《哈利·波特》是不够的。我们虽无《哈利·波特》，却拥有孙悟空等文化符号。我们需要的是心灵的呼唤和培育，创作上应多方面发展，深入生活以培养创作者。当前，创作者的收入有限，难以深入生活，而国外似乎更注重购买情节。我对20世纪的欧美创作方式不甚了解，但坚信创作应源于生活。众多生动多彩的作品的涌现，证明了深入生活的必要性。然而，如何深入、如何提炼，我目前尚不清楚我国如何培养创作队伍。我希望电影局不仅提供政策支持，因为政策总有人会试图利用漏洞。因此，我认为关键在于持续培养创作队伍，采取多方面宣传策略，并且有效地培育这一群体，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出路，实现提升。例如，当前“戏说”风格的流行，以及台湾琼瑶作品的受欢迎，都表明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土壤，创作出具有号召力、感召力、呼唤力和吸引力的作品。今日我来此，正是为了虚心聆听各位的见解。谢谢大家！
2011年“光荣与梦想”座谈会
主持人：我们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给我们讲讲关于儿童电影的情况。
王兴东：参与此类会议令我备感振奋，缘于目睹儿童电影创作与发行领域的同仁们，我心怀如同家人般的喜悦。我们所探讨的主题为“影教育人”工程，而我自视为该工程的产物，或更确切地说，我已成为该工程的一名“工程师”。众所周知，儿童的心灵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播下思想的种子，便能收获行为；播下行善的种子，便能收获习惯；播下美德的种子，便能收获命运。特别是影视作品，对儿童的教育和影响尤为深远。我自幼观看《小兵张嘎》等影片，深受启发。
接下来，我将介绍“法官妈妈”尚秀云女士。在撰写《法官妈妈》剧本的过程中，我与尚法官有过深入的交流，并在少年管教所观察了许多学生，这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实地的问卷调查。其中，一个访谈引起了广泛关注，访谈中一位杀人犯表示，如果他早些时候看过类似《法官妈妈》这样的影片，或许就不会走上当前的道路。因此，我深信，所有投身于儿童电影领域创作的人士都怀有一颗纯真的童心。没有真诚之心，是难以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我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已有三十年，第一部真正使我从编辑转变为编剧的作品，便是儿童电影《飞来的仙鹤》。该片荣获政府奖项，并在法国获奖。领导们观后表示，既然我能撰写剧本，便应专注于编剧工作，从而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此后，于蓝老师发现了我的潜力，我又连续为儿童电影制片厂创作了五部儿童片，包括《法官妈妈》，共计九部儿童电影作品。
电影《飞来的仙鹤》海报
电影《法官妈妈》海报
我们衷心感谢于蓝老师引领我们进入少年儿童创作的领域，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让人回归本真。在创作儿童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电影工作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自于蓝老师创立儿童电影制片厂以来，她带领着一批电影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初涉电影创作领域的新手，在儿童片的磨砺中提升了对艺术的真诚追求。艺术是锤炼真诚的课堂，若儿童片创作不尽如人意，成人片的创作亦难以成功。每位伟大的人物都有其难忘的童年。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等作品，以及田壮壮、陈凯歌等人的创作，都证明了儿童片是检验艺术家对社会真诚态度的试金石。儿童片的成功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的才华，也反映了国家文明与爱心的水平。因此，我坚信儿童片确实锻炼了众多电影人，我在创作儿童片的过程中也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在此会议上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特别感谢于蓝老师及其“五朵金花”的同事们。我少年时期在观看于蓝老师主演的影片中成长，而从事电影工作后，在于蓝老师的指导下逐渐成熟，我们明白了何为责任、何为使命。中国人大附中的一位高三学生萧迪，他的母亲为了让他学习先进人物的榜样，包场请家人观看《牛玉儒》，这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精神食粮的深思熟虑。市场是国家的，我们的创作在国际上获奖，但国内市场发行却不如预期，这反映出我们体制上的问题。并非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而是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我深思，那些坚持创作儿童片和主旋律影片的电影人，他们的勇气和耐心值得赞扬。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即使只有一个观众，也比那些充斥着暴力和情色的影片吸引一百个观众更有意义。这位母亲愿意花费重金包场《牛玉儒》，她明白应该给予孩子怎样的精神滋养。我非常感激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因为它教会了我们艺术家应有的责任感和良知。特别是在“非典”疫情之后，国家建立了问责制度，若这一制度未来能够体现在影视创作中，将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作为艺术家，必须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我今天向电影学会汇报的核心观点。
童话电影《“下次开船港”游记》（1983年）工作照
电影《E.T.外星人》海报
关于儿童电影的创作，尽管儿童电影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其创作难度不容小觑。正如虽然北京车站的大钟庞大，而您手腕上的手表小，但其运作原理却是相同的。大片有其庞大的制作成本，而小成本电影也有其独特的制作原则。一部优秀的儿童电影，必须能够吸引观众、触动人心、引发深思，并且传达情感和道理。尽管有人轻视儿童电影，认为它们不过是小儿科，但实际上，许多杰出的导演都曾涉猎儿童电影领域。以安徒生的童话为例，安徒生被誉为伟大的童话作家，其作品至今仍被视为经典。这些故事揭示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扭曲，让我在观看后深感，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往往能够揭示最深刻的真理。例如，我们制作的《三个和尚》之所以获得30多项奖项，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懒惰与自私，正是针对这种人性的自私懒惰，最终迎来了伟大的改革。我们需要的是这样高质量的故事片，这样的作品需要作家深邃的思想，《皇帝的新衣》在中国的意义尤为重大，即使领导有误，也应直言不讳。
短片《三个和尚》法国版海报
为何真正的童话和寓言能够历久弥新，成为永恒的真理？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作家思想的提升以及对少年儿童电影的热爱。张局长提出要集中力量打造一些精品，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提议。电影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其质量，而非数量。一个作家即使创作了五十部作品，如果没有代表作，也不算成功。因此，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当致力于提高作品的质量，只有质量提升了，才能在市场上打开销路。因此，我认为中国儿童电影在21世纪应当考虑集中打造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儿童形象。毕竟，电影的一切始于剧本，而剧本的核心在于创作文学形象。
经典儿童形象——三毛
在我国，尚未出现如安徒生般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更多专注于儿童电影或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家。只有通过他们的努力，文学形象才能转化为影视形象。历史已经证明，创造形象即是创造市场，也是创造财富。众所周知，迪士尼公司将米老鼠这一形象投入市场，从而孕育出巨大的市场效应。而我们四百年前创造的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虽然出现得更早，却未能达到同等的市场影响力，原因在于缺乏产业化运作。只有将优秀的文学形象通过影视媒介推向市场，才能真正打造并激活这些形象。以《小鬼当家》为例，该系列电影不断推出续集，持续创作并追踪这一形象，正是通过不断塑造和维护形象，使其在市场上活跃。
不同作品中的孙悟空形象
电影《小鬼当家》海报
从《哈利·波特》系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形象如何激活市场，并且一个形象的持续发展能够维持市场的活力。相比之下，《小兵张嘎》仅播出一季便告终，即便该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但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未能形成持续的市场效应。我们缺少的是一种系统性的形象创造、跟踪、养育和培育的战略思维。一位好莱坞制片人曾经指出，即便是最邪恶的角色形象，也能够成为持续产出价值的“金鹅”，强调了形象创作的重要性。 J.K.罗琳通过《哈利·波特》系列，为全球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展现了女性作家创造巨大产业奇迹的能力。然而，我们似乎未能复制这一成功模式，但通过观察她的思路，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电视剧《小兵张嘎》海报
当前，我们需要汲取传统记忆中的优势资源，并深入思考如何塑造和推广儿童形象。《小叮当》虽然受到好评，但未能持续发展；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虽有文化价值，却未能在国际上形成产业链。我认为，形象的创造属于文学家和剧作家，形象的制作则属于导演，而形象的经营则需要企业家的参与。中国电影产业最缺乏的正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电影人。由于体制的限制，我在中国电影企业工作了31年，深知企业领导的经营方针、市场把握和对观众的判断对电影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需要明确创造何种形象。
中国是否缺乏人才？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是否缺乏资源？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显然不缺资源。《花木兰》这一题材在美国被成功改编为电影，创造了新的资源，而这一题材源自中国。现在，《神笔马良》也即将在美国被改编，这同样是源自中国的资源。我们所缺乏的是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产业化需要法律的保障。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含暴力、色情、恐怖内容，这使得儿童电影的创作面临更大的难度和局限性，要求创作者具备更高的想象力和对儿童片特性的把握。首要问题是法律。其次是缺乏真正的电影企业家，如邵逸夫这样的企业家，他们能够创造出优秀的成果。
迪士尼出品电影《花木兰》海报
下面，我将简要阐述我对儿童电影事业的几点思考。阅读了林阿绵同志所撰写的关于儿童电影的文章后，我深感林阿绵同志对儿童电影事业的重视，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林阿绵同志强调了三个核心议题：关于提升和加强中国儿童电影创作与生产的提案，其内容已详尽阐述。自1981年以于蓝为首的团队创立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以来，该机构不仅培养了一支专业队伍，还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并建立了相应的设施，如厂房和招待所，为创作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肥沃土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成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鉴于我国庞大的未成年人群体，儿童电影机构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从产业化的角度审视，诸如《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奇迹表明，儿童电影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工作照
在计划前往辽宁发行影片时，我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主要依赖宣传策略，而多厅影院的数量有限，且观众接触机会不多。在编写剧本时，务必避免出现学生不宜观看的情节，因为这涉及教育部门的审查，学校也会因此扣除部分费用，最终才是影院的收益。学生场次已成为他们的基本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负责将影片送至学校。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如今的发行方式已经相当便捷。只需插入一张卡，即可播放影片，这大大简化了发行流程。
首先，对于我国而言，维护一个专注于儿童电影制作的机构是至关重要的。该机构应集结专业团队和人才资源。过去，中国影视儿童创作中心曾是这一领域的典范。在中央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会议精神之后，中央政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我们不能重蹈北京城墙被拆除的覆辙，导致儿童电影制作的资源流失，未来想要恢复将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必须将儿童电影制作视为一项重大事业来认真对待。
其次，应当集中优秀导演的力量，例如张艺谋拍摄的《一个都不能少》。儿童电影的制作不应仅限于电影学院毕业生的实习项目，而应由资深导演和知名编剧来承担。正如张宏森局长所言，哪怕仅聚焦于一个题材，也应全力以赴，打造能够代表中国儿童形象的电影，并期望其能够在全球发行。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海报
最后，关于院线问题，希望各教育委员会能够予以重视。在提案过程中，我们电影制作团队了解到，每年将有2000万元资金用于儿童电影的制作，以期能够制作出像《哈利·波特》那样的优秀作品。因此，张会军、潘虹、王馥荔、黄宏等十多位委员联名签署提案，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重视。我衷心希望这支队伍能够持续发展，我们对此肩负的责任永远不应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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