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深思熟虑，我仍未确定一个合适的题目。今天与各位交流之际，我决定不局限于题目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或清晰的思路，而是依据个人想法自由地与大家进行探讨。
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所谓的“感受回顾”——这个主题似乎略显奇特。若论及历史回顾，那将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议题，且在学术领域中，自圆其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将仅就个人感受进行简要回顾。几年前，郑建勤教授邀请我在他编写的一本书中撰写关于儿童电影的文章。当时，我表达了自己对于撰写内容的迷茫，曾言及儿童电影这一主题，我认为八个字足以概括：“容颜见老，话题依旧”。所谓“话题依旧”，核心在于探讨儿童电影如何触及儿童的视线与心灵。触及视线意味着将影片呈现于儿童面前，让他们得以观赏；触及心灵则是指影片能够深入人心，触动儿童的情感。因此，有些电影可能仅仅触及了视线，却未必能够触及心灵。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 影片《破门》校园放映现场
实际上，儿童电影的制作与传播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若儿童电影无法触及儿童的视野与内心世界，其存在的价值便会大为减损。尽管我们每年制作了大量儿童电影，但若这些作品未能被儿童所观赏，其意义非啻大打折扣，几近于无，犹如食粮无法找到其消费者，嗷嗷待哺的消费者又找不到食粮。当然，也有人认为，只要儿童电影的质量得到保证，它们自然能够深入人心，触及儿童的视野。然而，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自然发生的情况并不常见，因此需要我们深入分析和讨论其背后的具体原因。今天，我们仅就这一现象的结果进行一些论点式的阐述与探讨。
数十年来，儿童电影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一点在昨日侯克明会长的发言中也得到了体现。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始终不渝地致力于这一事业，这种坚持虽不为人所知，但我们自己却铭记在心。即使外界不为所动，我们亦应为自己的努力而深感自豪。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年复一年，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难道我们不应为自己鼓掌喝彩吗？我们深知，全球范围内儿童电影所面临的困境是普遍存在的，但同时我们也清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拥有制度优势。我们拥有少工委、关工委、团中央等体制内的机构，以及专业的儿童电影制片厂。据闻，自苏联解体后，我们是唯一保留国有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国家。我们的教育部与其他体制内的教育部门不同，我们致力于培养少年儿童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些优势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正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1981年由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向于蓝授以“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牌
照理，我国政府的执行力显著优于其他国家。有消息称，某资本主义大国在为其一个州修建铁路时，尽管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却因议会的长期争论而拖延数十年未能解决。相比之下，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就远超他们。我国的财政和税收至少在政策上始终秉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利用这些民资民力，我们有效地推进了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这在效率和优势上都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心灵与心智的培育与养成，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工程。我想询问各位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如果有人持不同意见，那么为何现在数亿家庭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关注孩子的成长，即便他们自身未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依然将孩子的教育视为重中之重？因为没有人愿意让孩子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落后。此外，相较于三峡大坝、地铁、高铁、各类特区建设、拆迁改造、房地产开发等大型政绩工程的投入，影视教育领域的投资实际上微不足道，然而，从长远来看，儿童教育的投入产出比是可观的，其潜在的收益效益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因此，我坚信我国在解决儿童问题及儿童电影所面临的挑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尽管其他国家仍在困境中挣扎,我们理应沐浴在快乐与喜悦之中。孩子们的快乐与喜悦，无疑是我们快乐与喜悦的源泉。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告诫我们，尽管未来充满希望，但道路充满曲折。这些曲折源自多方面，我们自身亦负有责任。设想若我国的儿童电影均能制作成《小鬼当家》《小鞋子》《小兵张嘎》等佳作，全国的中小学校纷纷组织学生观看，形成师生共赏的良好氛围，那将是何等令人喜悦的景象。我曾有幸与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同志多次交流，她提及，一位来自教育界的人士曾表达了自己带孩子观看某部电影后的失望，认为这样的电影对孩子的成长有害，甚至伤害了他们的心灵，因此反对儿童电影进入校园，反对制作优秀的儿童电影，这显然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郭代表反复解释，那是您不该带孩子去看“少儿不宜”的电影。但该教育界人士固执地认为：我们国家不可能出少儿不宜的电影，就是你们的电影质量太差。显然这位教育界的代表并不了解中国的电影政策和为什么要提倡优秀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幸运的是，这位提出质疑的人士后来不再从事教育工作，也未再参与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儿童电影条款的讨论。这便是我对此事的回顾与感受。
电影《小兵张嘎》海报
接下来，我将阐述自己的个人梦想，并与在场或不在场的各位同仁共同分享。
我们必须探讨何种因素导致我们的梦想破碎。在座的各位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让我国超过两亿的少年儿童能够观赏到我们制作的优秀儿童电影。实践已经证明，某些路径是行不通的，这无疑会阻碍我们梦想的实现。那么，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哪些路径是不可行的呢？
第一，儿童电影试图进入商业电影院的尝试是失败的。无论是通过强制放映、学校组织包场，还是上级部门下发文件要求排片，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这些做法是不可行的。这条路径存在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举例来说，即便有某部儿童电影在商业院线中短暂上映并取得了一定的票房，我们也不应将个别案例推广为普遍现象。这条路径的两个障碍在于：一方面，电影院对儿童电影缺乏兴趣，这并非电影院的过错，因为它们本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实体。2018年10月底，我国大约有10733家电影院，银幕数量约为59000块，平均每家电影院拥有5.5块银幕（即5.5个放映厅）。然而，响应相关文件要求和儿童电影放映号召的电影院寥寥无几，孩子们的需求也未得到满足。市场和商业行为是主导，让其从事非市场、非商业的活动，这显然是不协调、不和谐、异常且强人所难的。因此，我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也不应强求他人。另一方面，学校对此也缺乏积极性。即便电影制作方方面愿意合作，学校也往往不敢轻易尝试。莫要说组织学生穿越繁忙的街道去电影院观影，即便东西校区仅隔一条街，东校区的学生要到西校区开会，也需经过车流密集的马路，学校对安全性感到担忧，家长也会提心吊胆，因此学校宁可同一个会议，东西校区前后各开一次。校方领导表示，安全问题比天都大。因此，期望学校普遍组织学生观看电影，这无疑是对学校的一种过分要求。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儿童电影进入商业电影院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是不现实的。此路不通，我们就应当另辟蹊径。
第二，以各种形式的放映队进学校放映也走不通——实践证明走不通！已经这么多年了，就算我们是去献爱心，但咱们不能强迫学校接受我们的爱心。首先，学校的领导没有让学生看电影的积极性。校长和老师的业绩考核是什么？第一点是升学率呀！校长的升职，老师的提升等，与电影看不看、国产儿童优秀影片好不好，没有关系。优秀的老师、优秀的学生的产生都与看电影无关，还不如体育健将对学校有帮助，影视教育似乎还没在“德智体美劳”的范围内。所以，放映队带着儿童电影进到人家的会议室、放映室，或是利用学校礼堂放映，都是强人所难。而且，放映队为了说服搞定学校允许放电影，付出了多少辛酸，承受了多少不可言说的滋味，在座的肯定深有体会，一件本应崇高、快乐的事情，折腾下来却变得很疲劳、很辛酸、满头大汗，很违和了。
徐九斤放映队为乡村校园孩子们放映儿童电影
第三，完全免费的路径也走不通。我们经常说儿童电影是公益的，咱应该免费给孩子放，但免费人家还不看，这是其一。再一个，儿童电影放映有公益性质，但首先我们不能要求拍儿童电影的人都做公益，且公益不等于慈善，公益的核心是唤醒公众的良知、唤醒公众的责任感，做有利于公众的事情，而不是零成本地做好事或捐赠财物。做公益也是有成本的，不然公益就不能持久，不然公益就只能是富有的人才能做，而我们做儿童电影的大都不是富有的人。一谈到公益，愿意参与的富人又总是那么的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公益事业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又不反对盈利，因为盈利后可再投入公益事业，这样才能持久。公益的受益者应享受到低于社会平均价格的高性价比的服务或商品——本来受益者根据自身条件无法享受到这类服务或商品，但通过公益活动，他们根据自身远低于社会平均价格的付出，便可获得某种精神或物质的满足，这种活动和机制就是公益或叫公益的一种。儿童电影创作需要成本、制作需要成本、发行需要成本、放映需要成本，如果全免费，谁来承担这些成本？电影厂、创意制作人、发行放映人员，包括作为社团组织的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都不是慈善机构或者慈善家组织。如果说免费，那最多是观影的中小学生们免费，但总得有人买单。谁来买单呢？我接下来会说到。儿童电影的创意制作者以他们的高强度劳动与低报酬所得，本身就是一种公益付出；其他有爱心的专业人士，也同样如此的完成“把优秀儿童电影送达孩子们的眼前与心灵”这样一件工作，共同推进了这项公益事业。如果我们走不出“完全免费”这个误区，也就走不通我们想直达崇高又富有意义这个目标的路。这是第三条不可行的路径。
第四，如果儿童电影不能成为校内正常、完全由学校自主、自由安排的经常性的教育活动，这条路也走不通。影视教育课或许不可能成为每周的必修课，但如果不能成为每月或每两月一次的必修内容，而只是学校不定期的、无可奈何的被动安排，不列入必需课程的内容，那儿童电影进校园也会被普遍的视为一项添乱的事情。这个就不多做分析，这是现象，也是事实。
2016年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实验区工作经验交流会
第五，如果不建立正常运转的供片、选片、放映和费用结算机制，那这条路也走不通。历史上我们有很多存在的愿望和很好的构想，但总是迟迟不能实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好的想法和愿望，没有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没有运行机制的设定，却不知如何下手、不知如何运行、不知该做什么、不知谁该做什么、不知责任归属，没有统一的蓝图和行动路线图，走不通！因此，我们从上到下相关机构和领导都表了很多态，发了好些令人振奋的文件。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若干意见》，我们看看发了多少文？我刚才说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行动机制，再好的文件，皆形同一纸空文。
各位同仁应该记得，由国家多部委联合发文强调对中小学生进行影视教育始于1993年9月13日，中宣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发布《关于运用优秀影视片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教基〔1993〕17号）；接下来的是1996年7月31日，又由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三部委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教育影视片推荐和发行放映工作的通知》（教基〔1996〕17号），其中第一条表述为：“一、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文化部共同组成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负责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指导及影视片的评选、推荐和促进发行的工作。办事机构设在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第24批选片复选讨论会
到了2004年，国家“六部委”即广电总局、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又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电影工作的通知》（广发影字〔2004〕739号），第三条进一步明确“继续做好‘中国电影童牛奖’的评选活动”，第五条又继续强调“继续做好优秀影片推荐工作。由教育部、广电总局、文化部共同组成的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协委会”），要继续做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指导及影片推荐工作。为了使中小学生看到更多更好的影片，在协委会近些年推荐影片的基础上，精选出新的百部优秀影片，供各地中小学选用。在组织观看优秀少儿电影的同时，也要请教师等有关学者、专家进行辅导。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影评活动，培养提高学生们的审美和艺术鉴赏能力，扩大电影的教育作用”。
首届“童牛奖”获奖者合影
首届“童牛奖”评委合影
首届“童牛奖”奖杯
四年以后，2008年6月19日，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通知》（教基〔2008〕15号）。
又过八年，201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其中第二十八条表述为：“国务院教育、电影主管部门可以共同推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电影，并采取措施支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观看，由所在学校组织安排。”
时光荏苒，又过两年，2018年电影管理职能划归中宣部。2018年11月21日，教育部、中宣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这就是学会和儿童电影人以及许多教育界人士念兹在兹的“24号文”——教基〔2018〕24号。文中“三、主要任务2”有一段话很明确，也很重要：“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要加强对儿童电影创作指导，指导支持影视制片机构拍摄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优秀电影。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协调工作委员会要做好优秀影片的评选、推荐和促进发行等工作。”
回顾以上的历程与重要文件，表明国家层面对儿童电影、儿童电影的美育功能和意义是十分肯定与高度重视的，对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寄予厚望。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
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暨儿童电影百年盛典上发表讲话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这些大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并无具体、切实可行的落实措施、操作步骤和方法，或者说措施与方法不具操作性。地方各省的执行情况也完全不同，只有少数几个省市在政府层面做了一些落实工作，但大部分省市有关部门对文件中与本部门相关的条款基本不认账。结果导致这些文件形同一纸空文，导致我们每一位想去实现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愿望的人皆倾注了心力，流淌了汗水，甚至跑断了双腿，干得十分辛苦，甚至灰头土脸，然而往往“直至归来无一物，始知空费草鞋钱”。
目前，我正思索如何实现我们的梦想。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考。关于儿童电影的价值，我将不再赘述，毕竟已经讨论过许多次。我想提出的是，美国从学前教育到中小学阶段，均将音乐教育作为美育教育的一部分。他们将合唱队作为必修课程，其目的并非培养孩子们成为歌唱家，也不是为了独唱表演，而是通过合唱来培养孩子团结、合作、和谐以及团队精神。至于我们的电影事业，我们并非意在仅在校园内进行放映电影，也不旨在培养电影明星或专业制作人才。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心智培养和美育教育，让孩子们理解何为美、何为丑。一个缺乏对美认知的民族，是令人担忧的。
我现在说一下实现这一梦想的路线图。要放映电影，需要具备以下若干个必要条件：
第一是硬件，就是空间，要有放映的场所，还要有放映的设备，还要有影片，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说空间——学校，我们国家大概有中小学25.5万所，有中小学生，就是高中以下学生大概有将近2亿人，这是一个大数。学校里头可以放电影的，现在发展到今天，按胶片时代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让儿童电影进校园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发展到数字时代，学校只要有一定的空间，就可以看电影，所以它的放映条件、放映空间是可以解决的。还有放映设备，待会儿我会讲放映设备，只要解决放映空间、放映设备、放映时间就可以。
第二个是片源问题。现在整个社会都说“看不见儿童片”“为什么不给孩子们拍片”，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哪里缺儿童片了？最近十年，平均一年生产40部左右（儿童电影），只是说好片不多，但再怎么不好，每年也有若干部佳作，足以满足孩子们每个学期看2部，一年看4部喜欢看的儿童片的需求，所以片源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个是选片问题。学委会推荐的影片数量多于学生实际所需，因此我们建议由各省市教委组织校方相关教师及学生代表组成选片小组，在推荐片目中挑选适合本校学生的影片。这样一来，不同学校、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既保证了影片的合规性（均在推荐片目范围内），也能让学生和学校自主选择 “健康向上的影视内容”。选片完成后，各学校将选定的片名上报本省教育厅，由教育厅统一向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提出片单，学会根据教育厅的需求清单，保障片源供应并提供类似密钥的放映授权程序。这样在选片环节就不会出现强人所难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组织企业免费给附近的学校去安装放映设备，这个不是我随便说的，已经先跟搞设备若干家公司沟通过。（现大设备已完全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无需另外增加设备，学校本身的视听设备足以满足观影需求）
陕西励志院线邀请放映终端厂家技术工程师，组织各地市技术服务人员开展专项培训
第四是影片的放映。就是片源给学校了，学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安排自由决定时间，什么时候看？是否一起看？是否各班分开看？在一年之内学校可以反复看多少遍都可以，犹如一本纸质教材，随时都可以打开翻阅。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我们带孩子去看电影或者放映队进入校园，出现“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的局限，它完全可以自由。如果第二年需要再放，经过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同意即可，这样学生就可以非常顺利、非常灵活地去看他们自己想看的片子。
第五是费用，这是一个敏感且关键的问题。学生本身是可以免费的，无论大中城市还是农村及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都是免费的，但成本总得有人买单。现在的影视教育属于校园活动的范畴，教育经费里面却未明确这笔开支，校园活动的费用国家也没有统一的政策与要求，权限似在地方各省市。因此全国不平衡。像北京现在搞“330计划”，给校园活动的经费里面一年都有1000多万元，虽然这个钱并没有规定多少是看电影，但毕竟有这笔钱，影视教育可以使用。这种情况我还请教了我们学会的周秘书长，他长期在国家教育部工作，他主管这一部分因此更清楚。而像青海、甘肃这样的省份根本就没有这部分经费，这个可以另行讨论。但大部分省或市，或多或少都有相关校园活动经费，还有各省的福利彩票公益金也会分到一部分给校园活动。特别强调的是中小学生这笔观影费其实不高，平均每个学生、每个学期能看2部片子，一年看4部，每一场按每人5元计算，相当于5元一张票就可以随时观看到一场或多场电影，一年学生的人均费用仅20元。贫困地区的学生还可以打个折，每年每个学生10元，这个负担很重吗？这笔钱主要用来支付三方面成本：一是硬件，就是设备的安装有维修支出；二是片方的版权费，可以让制片方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三是学会组织的片源，建立的片库等相关运营成本。
第六是结算与支付流程，应力求化繁为简。此项工作可由儿童少年电影学会总负责，但学会属于社团组织，并非行政职能部门，不能行使公权，需由行政部门授权后执行。学会仅与各省教育厅对接，流程并不复杂：各省教育厅完全掌握本省中小学数量、学生人数及各校选片情况，学会与教育厅协商确定价格后，按统一标准与教育厅结算即可。这就避免了统计“多少学生观看、多少学生未观看”这类难以厘清、无法精准核算的烦琐问题，如同教材发放般按人头统一结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学校不得放映未经“协委会”推荐、未通过本校选片小组筛选的影片。若学校利用统一安装的放映设备擅自放映违规影片，既不符合国家与教育部的监管要求，也会破坏整个工作的正常运转，导致其性质与功能完全偏离初衷。
通过开展儿童电影进校园活动，还可延伸出一系列相关工作：组织学生拍摄微电影、开展影视相关的素质教育培训与交流、推动儿童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空间等。如此一来，想拍摄“忽悠孩子”的劣质影片便无从立足——既过不了学委会的审核关，也无法获得孩子们的认可，从而倒逼行业拍出更多优质儿童电影。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电影周专场展示活动
以上问题解决了，还担心中小学生看不上优秀国产儿童电影吗？还担心优秀国产儿童电影没有出路吗？还担心中国的儿童电影不出精品吗？
优秀儿童电影进校园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事业。
（本文作者系编剧、导演；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原会长）